物派式的静观与致动 邹轶清

物派式的静观与致动

“物派”的概念起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顾名思义其核心论点便是专注于“对物的观察”,并强调其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存在关系。这一观点的提出对当时的日本前卫艺术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更多后世艺术家对“物”的思考、运用与艺术再创造。物派式的观察与运用方法,将所见之物随心组合突破规则、条框、结构的枷锁,甚至不做任何处理和加工,仅仅只是排列、堆叠、并置;这种建立在对“物”静态潜心观察的直观觉聚焦,而从深度解析物象彼此间的内在联系,对于绘画创作在空间层次递进、多重视觉及文本秩序的延伸方面也起到重要而深切的影响;提供了绘画语言层次突破单一的静态叙述,而得以致动的充分必要条件。

彭剑,祖籍湖南,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现生活工作于杭州。也许是有旅居海外的家庭环境,让彭剑有了更多接触西方文化、艺术、思想的机会;这种自然而然的东西方文化碰撞,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彭剑,使其作品有了更为开放的视野,将西方哲学思考与更具传统东方禅意之“空” 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一套具有个人特点的类“物派式”艺术语言风格。东西方艺术创作在文本涵义上有着全然不同的阐释方法与论断;科学、哲学、宗教等理论化依据通常导向性甚至是决定性建构了西方绘画的实践基础及整体架构;而端赖于意象、情境、神妙、气韵为品逸高度的传统东方绘画推崇的却是与西方绘画理论有着天壤之别的怡情秩序。但超脱理论体系去观看东西方绘画,“能空”[1]是塑造普世艺术创作美感的先决条件,与物象保持相应的“间隔性”,梳理着内在的对应关系,创造出更多种形体性格及表象特征外的深层涵义。彭剑用精确、谨慎、理性的眼光与艺术态度平衡中西方哲学思考;用“物的能空”将画面与观者间隔开来,产生联系的同时,也划分出虚实的物我距离。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过:“我们可以把每一真正的艺术品与凹面镜相比拟,假如这一艺术品要真正传达的并不是那可触摸的自身、它的经验内容,而是存在于这一艺术以外的、无法用手抓住、只能以想象追寻的东西,那是事物难以捕捉的神韵。”“逆光”这一命题正如叔本华所言并非代指一个客观具体物象并从经验主义出发;而是包含数种甚至是无限种艺术命题及秩序,观看视角与方式的转变、深度剖析的哲学思考会发现浮于“逆光”表层文本释义背后的先验世界(Transzendental:相对于经验主义世界)会发生视觉弥散式的“物我”关系解读,它是去除物象本身标志性象征意味以外的关系描述,是对“物”的镜像表达方式,也是艺术家作为物像观察者与文本创造者精神诉求的传递途径。

   如上文所述,东西方绘画是两种理论思考与既定格式下的相异表达、传递与诉求方式;而彭剑笔下中国水墨作品却能变异求新,将东方禅宗的物象观察表现模式与西方式哲学架构以及构图方式完美融合。彭剑的作品设色受日本版画极大的影响,浮世绘版画色彩艳丽,绿色与胭脂色也成为画面当中经典的设色;在彭剑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得以发现以饱和艳丽的绿色、朱色、胭脂色等暖色调为主的设色方式,而彭剑认为设色不仅仅是简单的色彩关系,在他的作品中设色成为与画面中物象具有同类型话语权的重要考量元素;并且从“随意性“出发,设色更为主观性的出现在画面中,结构性的插入不符合常规的色块而满足和服务于主观情绪,让画面的结构身份进行再次的矛盾转变。而在图像的处理上彭剑利用传统界画技法,塑造空间的透视感,并且借鉴了西方立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思考及构图方式,以看似精工细作实则强烈的西方抽象性内在表达方式去打破传统中国水墨的固定格局,而焕发画面中物象更多重关系与叙述的表现方式。“其实我是在制造一个画面的“规矩”,所有的画面物体都在这个被规间的气氛中置放,然后在有一个小小情绪来略微的破坏一下看似过于安宁了的气氛。一方是严苛的现实,另一方是朴素的勇气。” – 彭剑;这种看似“循规蹈矩”的安排方式,是从更为深度的认知出发,摒弃了浅薄的表层画面叙述而专注于整幅作品的情绪与内心独白的多重感官移情。在物象堆叠的简单中存在着复杂层次,聚焦里又扩大着观看范围;精确中布置着不确定引爆点,单调里却暗藏无数种“物”的解读方式与结果。观看彭剑之作,从“规整”到“现象”再到当下的“随意”,他的创作历程经历了人性的洗礼与思考和创作的平衡考量。从“规间局”的社会透视,黑白灰色调的规整格局布置;到“斑斓”夺目表象下的现象思考;到现今“逆光”的“物我”秩序的建立,放大主观,植入更多想象空间。用彭剑自己的话来说,《逆光》的成立是“保留了更多‘有可能的失败’,‘不确定的瞬间’,与‘图像的纠葛’”,这样的绘画语言表述则更为充满“随意”性的层次分析与文本解读建立了实践基础。以《十里远》这幅作品为例,书籍、魔方、积木构成了画面的全部元素,精细线条的勾勒,透视的聚焦,设色的夺目背后所构成的文本叙述并非这三类物象的客观指代涵义,画面中我们时刻会从中得到每一个体所产生相互关系的蛛丝马迹,这些关系的碰撞承载画面元素实际作用的同时也建立起整体呼应关系,构成了物象深层次关系链上相互串联与彼此间直接以及间接的依存关系。 画面中对内容细节的聚焦与放大,秩序性的排列与构图,谨慎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设色,人为制造出一个似乎绝对精确、平衡、井然的枷锁,但却又主观式的存在一种画面的危险感、破坏力与暴力的渗透;“十里远”这一命题本身也表述着实际观看与真实涵义的层次错觉与差异距离。

生活中的彭剑有着极为简单的一面,亦有关注细节注重品味与格调的另一面;赏味、品茶、把玩物件成为他的生活常态。在他的工作室中,书刊、魔方、快递盒子等日常用品随意摆放,只留出一块相对安静够用且可走动的创作区域;他似乎观察着周遭点点滴滴的“静”与“动”,用绘画去呈现他对生活、见闻的感动与感受。彭剑倾心于收藏颇具文人气息的古典家具与具有文化宗教内涵的佛教造像,并乐于与投缘之人分享他对这些钟情之品的“物我”故事;他喜欢品茶,逸啧人生百态;他用“吃货”发现的眼光去探寻杭州街头小巷的美食佳肴,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彭剑对“物”的观察融汇在常态下的平凡与偶然中,用内心的读白诠释“物”的生活色彩与艺术真谛。

正所谓,以静“致”动;“逆光”展览将彭剑的绘画以“静观”的方式完成“致动”的效果,以简单扼要地创作态度建立了存在于物象背后的深层抽象关系;表层物象的梳理在视觉层面外,又提供了其绘画内在精神、情绪、力量与经验主义文本涵义之外,深度对撞的可能性。平衡了整体空间局域范畴内的理性、透视化、稳定性表述,也完成了内在静观物象的致动可能。彭剑用发现的眼光去观察、关注“物”,用禅宗的态度去剖析、呈现“物”,用中西方融合的哲学思考去解读、重释“物”;他对物的观察赋予“物”新的存在方式与哲学思考,从而使常理中的平凡有了更多层次关系解读,带来了对于“物”阐释的多样性视角,塑造出更为饱满鲜活的物象关系与含蓄爆发力。

邹轶清

2016.5.20


[1] 《美学与艺术》,作者:宗白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P26: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

彭剑的山水书房 王小雨

彭剑的山水书房

                作者:王小雨

古人画山水,并非为自然画像。 正如石涛所说“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此句透露了自我、山川、绘画三者间的曲折映照。当人将自己委身于自然,其高远、迂回、层叠、流变也在悄然塑造着人的心灵地貌,“胸中丘壑”正是在人与自然间的相互观照中修葺而成。当人告别自然回到居室,反观自己的内心,绘画在这一刻才刚刚开始。所画并非眼前所见,而是心内景观。在绘画之外,自然也几乎时刻为古人提供着生活指南,山水的结构似乎渗透着一切:园林、修辞术、面相学、甚至书桌的陈设——古人在桌面上也可以演练从自然中习得的布局法式,案头清供仿佛是在书桌之上营造一方枯山水。

如今,自然已经难以参予到当代心灵的塑造中来,但彭剑在他的绘画当中继承了古人面对自然进行感知、转换的方法,我们可以在他的画面中看到山水与清供两大传统的重叠。他的画面往往呈现书房的一角(拿《空房间》做例)——近处,桌上的书籍错落有致地堆叠,桌后一道纱窗,隐约区隔着室内与室外,最远,则是窗外拥挤、繁忙的城市风景。书房、纱窗、城市三者形成的空间关系,恰恰可以用来描述现代人的心理结构——纱窗有如一扇屏障,可做为一种城市经验的鲜活隐喻,即如何去平衡世界的嘈杂与心的宁静,是人们时时面临的生存考验。“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彭剑在画面中所描绘的日常景观,不是对文人居所的精心再现,也无意为一种雅致的生活方式代言,它是超越物象表面意义的一种“意境”的表达,它所描写的是心的内在空间。我们仍能在彭剑的绘画中看到古山水画的形制与布局。桌面在石绿之中延伸,有如草色波浪,书籍的起伏错落,像是平远山色,窗外楼厦林立,正是“千门万户起崔嵬”的现代版本。古山水画中空间的起承转合,恰如其分地运用在案头、居室与“城市自然”的描绘当中。

彭剑沿用了古人“界画”的方法,即“借尺引线”。界画多用来准确再现复杂宏大的建筑样貌,法度严谨,与“逸笔草草”无关,在今天,文人画情怀甚嚣尘上,彭剑却选择了界画这一备受冷落而又困难的画种。界画虽严苛,然而并非一板一眼地再现眼中所观,画家还是会依照韵律与节奏的需要去铺设画面。界画的严苛与松动恰好契合了彭剑的绘画气质,呈现一种冷静与情感的绵密交织。彭剑的用色取法自中国传统重彩绘画,每一种颜色都是依照精巧的辩证层层叠加而成。彭剑继承了传统设色,同时又发展了一套非常个人的色彩体系,颜色明亮、单纯、跳跃,画面中也出现了一些灰色调晕染,也许来源于中国古代壁画斑驳古旧的效果。

中国山水在当代表达中已渐渐丧失活力,成为技巧、程式与趣味的简单叠加。我们在彭剑的绘画中还可感受到山水隐约的呼吸,也许这是山水绘画传统在当代一种真正的延续,尽管是以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方式。